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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作诗的博客

少听母鸡打鸣,多看母鸡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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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

又名呆哥, 四川剑阁人, 经济学博士, 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告诉你》主编、主笔、主讲,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有联系讲座、约稿、访谈等事项者, 敬请发函zuoshixie@hotmail.com或电话1864011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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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发明创造从来都是年轻人的专利  

2009-09-26 08:12:02|  分类: 教学相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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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从一个年轻的学生讲起吧。

大概是在1934年,伦敦经济学院年轻的本科生罗纳德·科斯,因为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到美国访学。他在芝加哥大学听了奈特几堂课,若有所悟,参观了福特工厂之后,他问道:企业因为什么而存在?他的答案是:企业因为交易费用而起;市场运行是有费用的,企业就是因为要节约市场运行的费用而存在。3年后,他在《法律经济学》杂志上以《企业的性质》为题发表了这一思想。到了1960年,他又在《法律经济学》杂志上以《社会成本问题》为题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两篇文章讲的是相同的事情,但是后来人们公认这两篇文章讲的其实是相同的事情。1991年,科斯因为这两篇文章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家都认为,这是实至名归,只是来得迟了些,应该早十年来的。

这个故事的第一个要点,是他怎么会问出这样浅白的问题呢?同学们,“企业因为什么而存在?”这是小孩子式的提问。像我这样40岁的教授是问不出来的。不要小看了这样的“浅”问题。他这一问,从此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

我们总以为,一个人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但他不顾及他人所受的损害,结果从社会的角度看,资源配置过度了;一个人的行为给他人带来好处,但他不顾及他人所得到的好处,结果从社会的角度看,资源配置又是不足的。但科斯告诉我们:假如交易费用为零的话,那么当事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其实应该算作他自己的损害,给他人带来的好处其实应该算作他自己的好处。我在这里抽烟,你们在那里被动吸入尼古丁。你们说这损害应该算作你们的呢还是我的呢?科斯说,这损害应该算作我的。因为你们一定不会听之任之,你们一定会跟我讲,谢老师呀,你少抽一支烟吧。你少抽一支烟,我们给你一元钱。假如我一意孤行,就是要抽那一支烟,那么我就得放弃你们给我的那一元赎金。结论是,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没有分离,个人和集体是一致的,不会有任何矛盾产生的。

交易费用为正又怎样呢?你们可能听之任之,不做反应。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你们让我不抽烟或者少抽烟的谈判费用太高,超过了所能获得的收益,所以不值得做反应。这种情况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确发生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可不是无效率的表现,而恰恰是效率的表现。经过科斯的提点,我们不再一般地认为垄断一定是无效率的,我们不再一般地认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一定是失灵的,我们也不再一般地认为外部效应情况下市场一定是失灵的——我们再也不是那样简单地认为这是市场应该做的,那是政府应该做的。我们从此看到了一个复杂的、五彩缤纷的,但却是和谐的世界。

经过科斯的提点,我跟着认为传统的“囚犯难题”的分析、“合成谬误”的分析都是错误的。这事反对的人不多,但是沿用传统分析的人不少。我的一个叫姜航的学生,他坚信我的分析是对的;我的另一个叫许宏超的学生,他说用我教他的方法看问题,别人都对他刮目相看。而我呢,不过是接受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伦敦经济学院那个年轻的本科生的提点。

这个故事的第二个要点,是假如科斯不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不曾去芝加哥大学听奈特几堂课,他还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吗?难道我们不知道企业之存在吗?难道我们不知道苹果会落地吗?但我们没有去问、也不可能去问企业为什么会存在、苹果为什么会落地这样的问题。(顺便讲一句,耐特有5个学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耐特去世前两年就已经设置,但却没有授予耐特此奖,这被认为是说不过去。)

我们对某个现象有疑问,一定是因为它与我们脑袋里的既有认识不一致。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能够有效协调交易,使社会福利达于最大化。既然市场能够有效协调交易,那为什么要有企业?要知道,在企业内部可不是以市场价格而是以行政命令在协调交易。理论上,企业里的每一项活动,都是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的。理论上,校长不需要通过层级制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安排我讲什么课,怎样讲。每一门课,甚至每一堂课,都可以用市场谈判的方式来确定,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讲多长时间,讲到什么程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每进行一次谈判一次。但那样的话,谈判费用实在是太高了。为了节约这谈判费用,校长三年聘我一次,一次性谈判决定我三年的职责和报酬,而我呢,则放弃这三年中的择业自由,服从校长的行政命令。用一次性的市场谈判替代三年中多次的可能的市场谈判,用行政命令协调交易来替代用市场价格协调交易,于是学校这样的科层制组织就产生了。

我们不能不问:假如科斯脑袋里没有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他还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吗?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形形色色的现象和行为,公鸡要打鸣,母鸡要下蛋,女人要生孩子,……,哪一种现象和行为才是重要的和值得我们关注的呢?这就需要我们脑袋里有理论参照系。一个人是否受过专业训练,差别就在于脑袋里是否建立起了应有的理论参照系。那些和理论参照系不一致的现象和行为就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值得潜心关注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又要认真学好理论,在我们自己的脑袋里建立起观察世界的参照系。我们一方面要学好专业理论,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真正做到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今年十月十一月,我有幸被学校派往英国接受培训。在剑桥三一学院,他们给我介绍:这是用牛顿观察苹果落地的苹果树上的枝条嫁接过来的苹果树,谁、谁、谁是诺贝尔奖得主,谁、谁、谁是诺贝尔奖得主。站在那里,我真的感到自己很渺小,微不足道。我衷心希望有那么一天,因为在座诸君,将来人们来到沈师也会有我在剑桥那样渺小和微不足道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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