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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作诗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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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学院教授

又名呆哥, 四川剑阁人, 经济学博士, 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告诉你》主编、主笔、主讲,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有联系讲座、约稿、访谈等事项者, 敬请发函zuoshixie@hotmail.com或电话1864011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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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产权与经济绩效  

2014-04-14 11:24:52|  分类: 旧文新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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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官本位自古就根深蒂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了书干什么去呢?“学而优则仕”,当官去也!过去,我们的学子是不需要学习别的东西的,“四书五经”已足;读好了圣贤书,就可以当官去了。今天,我们的学子要学习科学技术了,甚至一度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官本位呢?并没有根本改变。

西方可不这样。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大家都希望爱因斯坦能做总理;爱因斯坦呢,他安于做他的物理学家。当年很多人劝艾科卡竞选总统,艾也安于经营他的克莱斯勒……

为什么官本位在中国根深蒂固,在西方则不然呢?这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又有什么经济含义吗?

官本位与产权保护

一般的看法,官本位在中国根深蒂固,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主要原因。官本位之所以在中国根深蒂固,那是因为在中国私有产权缺少保障;官本位之所以在中国自古就根深蒂固,那是因为在中国私有产权自古就缺少保障。官本位在西方不那么根深蒂固,只能说明在西方私有产权是根深蒂固的。私有产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做官就成为发财和保障私产的好手段,这应该不是什么要用深奥的道理了。

经济学讲,职业选择应该置收入路径和消费路径于不顾,只考虑财富如何最大化。在最大化财富这一点上,官员和普通人没有两样。孟圣人就很坦白:“做官是为穷”。俗语也说:“千里为官只为财”。从前纪晓岚讲的最是精彩:“江里来来往往数千条船,说穿了不过是名和利两条船。这名和利二者,归结到底就只有一个利字。‘名至实归’,名不过是利的手段。”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私有产权之保障怎样呢?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制,而是接近私有制的家有制。一般来说,有父母在是不分家的,一家人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中国几千年缺乏私有制的传统,而且这个接近私有制的家有制,产权也是缺乏保障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那是说,皇权不但可以随意地剥夺产权,甚至可以随意地剥夺人权。“穷不和富斗,富不和贵争。”那是说,在富人面前,穷人的私产就没有保障了;在官员面前,富人的私产又没有保障了。历史上先是定了罪,抄了家,甚至杀了头,然后又平反的事实在是不少见的!

这和西方很不相同,他们很早就实行了宪政制度。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就实行了宪政制度;其后西方各国也都陆续实行了宪政制度。宪政的实质是约束政府权力、保护私有产权、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执行。你政府要增税是吗?那不行,得国会批准;你政府要推行国有化吗?那也不行,也得国会批准。宪政从根本上限制了当权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根本上限制了当权者对于私有产权的侵占,也从根本上保护了少数人和弱小者的利益。

再看“文革”吧。那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了,可为了一个干部指标,机关算尽,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这是不难理解的:资源名义上可以公有,但受交易费用的约束,不可能由全体所有者共同决定其使用;资源又不能任人随意使用,那样资源价值在竞争下就会烟消云散,这是重要的“租值消散定律”。不要相信公有制的寓言。任何有价值的资源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资源过去不曾公有,将来也不会公有,官员乃公有资产事实上的支配者,官员是可以从中获得控制权收益的。这一点单从经验上也是可以得到证实的。

不是吗?国企的主管一定乐于用自己的亲信做厂长、经理,厂长、经理又乐于用自己的亲信做手下职员,层层如是。朋友告诉我:社会是一张网,你一定要是网上的一个结。国企什么时候把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选上领导岗位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不为过吧。

是的,私产得不到保障,或者推行公有产权,官本位就泛滥开来。一旦私产得到保护,官本位就退色下去了。改革开放以后,私有产权开始得到承认和保护,于是下海经商就成为时髦的词儿。据说今天广东的家长就这样教育孩子:“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只能做公务员去。”

是的,今天官本位在中国仍然盛行,只能说明今天我们的私产保护仍然不够好。毕竟我们的宪法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激情大于理性的条纹、文,却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字句。

产权保护与经济绩效

破坏私有产权的手段多如天上星。随意地增加或者减免税收、滥发货币、政策朝令夕改、形形色色的不合理管制、政府滥用权力,等等,都是对私有产权的破坏;甚至民主投票也可以成为破坏私有产权的工具——民主要带来效率,是要以有效的私产保障和良好的法治为前提的。

只是,私有产权是不可以被普遍破坏的。这不只是官本位不官本位的问题。

私有产权是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应得好处的制度安排,因此私有产权鼓励投资和生产;在私有产权下,资源不仅会落入善用者之手,而且会用在最有价值的项目上;私产的租值消散最小;基于私产的市价还是专业化最可靠的依据。

不难理解,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长期繁荣的非私产社会,也不曾有过长期繁荣的私产缺少保障的社会。今天我们认识了私产的重要性:私产的作用首先在于激励——激励人们投资和生产,激励人们用租值增值的方式创造财富;私产的作用还在于约束——约束限制人们用租值消散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私产还是市场和市价的基础。

从交易和合约的角度讲,产权的实质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我们讲企业家精神、知识、技能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企业家精神、知识、技能和别的经济物品没有两样:没有相应的回报,是不会有供给的。然而企业家精神、知识、技能这些东西,市场上的一般定价机制很可能是失灵的,没有效率的。

假设我有一个好的创意。我可以在市场上出卖我的创意吗?买方不了解我的创意,他是不愿意出价的。但是如果买方了解了我的创意,他为什么还要花钱购买呢?对于企业家精神、知识、技能这些东西来说,很多时候市场是失灵的。怎么办?我可以贷款并雇佣工人自己办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在此过程中,银行获得利息,工人获得固定工资,我则获得利润。这利润也叫经济剩余。经济剩余就是我的创意和经营的报酬了。

企业的剩余权正是对企业家精神、知识和各种技能的定价和回报。如果没有这种定价机制,好的管理方式是不会产生的,好的知识和技能也不会产生。更一般的劳力投入,也是需要相应激励的,也是需要产权保护的。又没有有效的产权保护,又要有企业家精神,又要大家尽职尽力,这是不可能有的好事。

不仅如此,私产缺少保障,社会还会道德沦丧,坑蒙拐骗盛行。孟子讲:“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是不会讲信用的。你到火车站附近吃饭买东西,遭遇假货和挨宰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因为卖方知道跟你是“一锤子买卖”,他是没有恒心的。墨子也讲:“义者,利也!”我为什么讲义气、讲信用,那是因为这样做利益更大。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更是明确指出了个人功利计算对于道德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他的《道德情操》就是阐明这个道理的。

我们的国有企业是不大讲信誉的。当初的三角债可是难坏了朱镕基总理。信誉者,放弃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是也。当了这届总经理,不知道下届总经理是谁,我为什么要考虑那长期的利益?这和私有企业不同:我不当了,可以让我的儿子当;儿子不当,还可以卖了获取声誉溢价。国有企业呢?既不能给我的儿子当总经理,又不能卖了获取声誉溢价。

我们的高校是乐于发放假文凭的。只要你进得校来,基本上就可以顺顺利利出校门。为什么不呢?这样可以收得大笔的钱,从普通老师到学校领导,福利都大大改善一番,活动经费也宽裕不少,皆大欢喜。至于学校的声誉,考虑不得了,或者不是首先考虑的。将来,将来属于你们呀。你看,有没有能力扩招,先要扩招了再说;有没有能力上新专业,先要上了再说。

道德沦丧,坑蒙拐骗盛行,经济的交易费用就会奇高。要知道,交易费用和产出的比例稍稍上升一点,经济的绩效就会显现出天壤之别。

我们讲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我提出一个标准,官本位是私有产权保护的“晴雨表”。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都表明,私有产权保护和经济绩效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北方官本位较之南方严重,北方经济发展大概不会超过南方了;中国官本位较之美国严重,中国经济发展大概不如美国了。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争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应该不是什么好现象吧?

为什么还怕私有产权

可是,我们常常反对私有产权,理由之一是私有产权会导致两极分化。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如果政府不能随意干预经济,不私相授受,私有产权是不容易造成两极分化的。一般来说,政府随意干预经济,贪污腐败,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这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在私有产权下,幸运的人可能成为巨富,但整体的两极分化概率为零。在私有产权下,这小部分的大富人不但不会带来社会冲突,反而会被民众视为英雄和榜样。

纵观历史,总是吏治腐败的时候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吏治清明的时期就不容易两极分化。吏治最腐败的时候,私产是最没有保障的时候;吏治清明,私产保障就要好得多。历史上,与官吏没有些许联系的豪门旺族不是没有,但应该是不多见的吧!

我们也常常耻于言私,似乎那是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东西。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假如人人都是利他的,社会将会是怎样的呢?

就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买货的说:“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叫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卖货的答:“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较小弟惭愧?……小弟实难尊命。”这谈判是达不成均衡的,这交易是一定做不成的。没有交易的社会是很难存在下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找不到君子国。假如人人都是利他的,人类早已不复存在。

你不要说自私肮脏,也不要说自私见不得人。如果为己而谈判,则可以达成均衡。你要7元,我给5元,我们可以向中间谈。6元成交。于是谈判达于均衡,交易可以做成。

今天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产品之所以极大丰富,完全得益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但是也一定要知道,没有交易,一定不会有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而没有私产,又不会有交易。

亚当·斯密是第一个系统论述自私可以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容的人:“我们之所以有面包吃,不是因为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想赚钱发财……在他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促进了社会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来得为大为好的多。”他的洞见仍然让我们今人佩服不已!

人的自私当然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但也有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面。问题是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后者大于前者,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后者又小于前者。这样看,就把重心置于制度建设上了,也就抓住问题之根本了。

私有制是道德之神,私有制是幸福之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话是有积极意义的。(原文发表于2003年第8期《税收与社会》;欢迎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xie-zu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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